不忍者仁之发，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。

孔子说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这种方式既有针对性，又亲切感人，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

当然，实践也是需要理论指导的，孔子主张二者结合起来，更主张在实践中学习。学习的途径有多种多样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两种途径：一是向文献学习。有人把言说看得很重要，说话说得很漂亮，却只说不做，或者说得多而做得少，或者说一套而做一套。有人认为，孔子的教育目的，是读书做官，即为了做官而读书。孔子之忧，正是担心他的教育理念得不到实现的忧患意识。

学习的人，则需要在实际中运用，以锻炼自己。[18] 读书三年，却不想去做官，甚至连做官的念头都没有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对于这样的学生，孔子是赞许的。仁作为最高德性，本身就是属于情感范畴，而不是理智范畴。

在孔子看来，孝并不是社会制定的规范，而是出于人的内心情感需要，这种内心情感，就是为仁之本。[18] 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陆象山表现得非常自信，他说：吾于人情研究得到。因此，从根本上说，他们对情感的看法是正面的，而不是负面的。

但是如果没有向善，便没有生长发育的过程，即缺乏实现的途径，因为人性实在是一个过程。比如有人来借醋，家里没有，却说有，结果到邻居家借来给人。

发指发动言，程颐认为，命、理、性、心，其实一也[37]，但这只是潜在的本体存在，只有发动之后，才能变成现实存在，但发动之后，就是情而不是性了。善就在每个人的目的追求之中，就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而不在认识对象之中，但它又是普遍的，甚至是超越的，是理想目标。情固然是性的实现，但实现之后，由于外物的作用，容易炽而益荡，这样就会凿其性，不能全部呈现，所以才有性其情之说。作出判断的依据是实践行为，实践行为是由情感意向决定的。

[3] 又说：凡人伪，为可亚（恶）也。他之所以主张未发之中有已发，已发之中有未发，实际上就是说明，情感之中有理性，理性之中有情感，情感与理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。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。[11] 这里既然把仁与知分开来讲，说明二者是有区别的。

发而不合于中，即是不和。未发之中即喜怒哀乐无过无不及，这就是良知，不是说在喜怒哀乐之外，另有一个良知本体。

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[35]，若既发，则可谓之情[36]。这为后来的解释留下了余地。

王阳明批评陆象山有粗处，也是指此而言的。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情理。比如王阳明观山中花，就不是一个对象认识的问题，而是情感体验的问题、美学欣赏的问题。但这个自由意志说到底是由情感决定的，不是由纯粹理性决定的。但是与其情者妄也，邪也，邪与妄则无所因矣[22]之说，则是完全不相容的。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在孔子看来，并不在偷羊这件事实本身，而在于父子之情。

[37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18，《二程集》。必有体而后有用，必有用而体以存，这就是朱熹的性情体用之说。

[54]《语录下》，《陆象山全集》卷35。恰恰相反，他们的中心议题是实现情感与理性的统一。

喜怒哀乐之情如何是天下之大本、达道？当其未发时，完全是内心世界的事，与天地万物又有何关系？很清楚，这里的喜怒哀乐之情，与天命之谓性[19]有直接关系。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之欲，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欲，它不是感性欲望，而是自由意志。

他认为，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者，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。但是，人们只注意到李翱的灭情复性说，却没有看到李翱还有另一种观点，这就是性情不相无的学说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仁心，没有实行仁的道德情感，是非善恶也就无从辨别。如果做不到，就只能是自私而用智[30]之情。

这种情感是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，这不只是生物进化论，而且具有道德进化论的意义。儒家也看到这一面，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深刻得多。

他认为，事件、事实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和价值，而意义和价值是由人的情感需要决定的。知觉也不是心理学、认识论上所说的知觉，而是包含多方面的意思，其中便有情感成分。

照陆象山所说，将情感仅仅理解为形而下的情绪情感，显然不对。讨论人的存在问题，就不能不涉及情感，因为情感不是别的，正是人的最重要的存在方式。

[21]《复性书中》，《李文公集》卷2。在孔子学说中，孝是为仁之本[2]，但究其根源，它只是一种内在情感（这一点孟子讲得更清楚），而且是自然情感。儒家所说，则是和谐的、超功利的仁爱之情。牟宗三先生说，程、朱所谓本体是只存有而不活动[40]，那只是从形而上处说，如果形上形下一起看，则是既存有又活动的，离了活动，理何以实现？离了情感，性何以实现？所谓程、朱理学，本不是概念分析的，更不是逻辑分析的，它不是西方式的存有论或实在论，它非常重视人的生活实践及其情感活动，它虽然有形而上的预设，但必须落在现实的情感生活中才能实现。

程颐有性其情[34]之说，他的理性主义观点表现得更明显。[53]《语录下》，《陆象山全集》卷35。

孟子从人类学入手，考察了人与动物的区别。他们的形上学并不是概念论、理念论或实在论的，就其实质而言，则是道德目的论的。

由此可见，程颢所说的理，决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，而是实践意义上的理。达道是行之上下四方而皆中的普遍道理，具有理性特征。